1937年5月，在黨中央和周恩來同志的關懷下，我黨在甘肅建立了辦事機構——紅軍聯(lián)絡處。8月，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第八路軍后，這個辦事機構被命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駐甘辦事處”。九月，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駐甘辦事處”。由于它設在蘭州，習慣上就稱為“八路軍蘭州辦事處”。

一、辦事處的建立經過

1936年12月12日，以張學良將軍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誠將軍為首的西北軍在我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的影響下，發(fā)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對此，我黨采取了和平解決的正確方針，并派周恩來、葉劍英等同志赴西安與張、楊協(xié)商，迫使蔣介石接受了我黨“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主張。

“西安事變”前，我紅四方面軍兩萬余人于1936年10月在靖遠渡過黃河，組成西路軍，向河西進軍。但在優(yōu)勢敵人的圍攻下遭到失敗。黨中央對西路軍的處境十分關心，及時利用“西安事變”后國共合作的有利形勢進行營救。在西安的周恩來同志曾委托回族人士馬德涵和國民黨高級將領趙守鈺與馬步青、馬步芳談判釋放被俘紅軍問題；并先后派張文彬、劉秉琳和吳鴻賓同志到青海、武威等地了解被俘紅軍的狀況。為了發(fā)展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營救和收容在甘、青一帶失散的西路軍人員，1937年2月，周恩來同志在西安接見吳鴻賓同志時，提出在蘭州設立辦事處的問題。不久，黨中央調云陽紅軍辦事處主任彭加倫負責籌備。5月29日，張文彬、彭加倫率領朱良才、況步才、黃文彬、王大成、劉富秀等七人，從西安到達蘭州。初來時，住在中央廣場隴海大旅社。十天后，遷到南灘街五十四號前院辦公。這時的辦事處是我黨設在甘肅的一個半公開機構，對外稱“彭公館”。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9月，蔣介石國民黨被迫公開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接受國共合作抗日的主張。這時，我黨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開始形成。為了貫徹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實現(xiàn)全面抗戰(zhàn)的方針，黨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武漢、西安、桂林、重慶、烏魯木齊等城市先后建立了八路軍辦事處，并在重要城市派駐黨中央的代表。蘭州辦事處這時也改稱“八路軍駐甘辦事處”。謝覺哉同志任黨中央代表，彭加倫同志任處長。

辦事處的人員編制不多，不過十一、二人。先后工作過的有：初期的負責人張文彬，黨中央代表謝覺哉，處長彭加倫、伍修權，秘書朱良才，副官況步才、歐本文、張義和、趙芝瑞，譯電員黃文彬、吉萬銀、郭得昆、王保善、羅宗芬、王學恭、李培華，醫(yī)生袁庭炳，行政與警衛(wèi)人員王定國、李開芬、張保政、王大成、劉富秀、王富貴、蒲正秀、趙元德、高士文、康海生、李伯青、趙凱軒、席天明、周鐵群、張傳敘、周耀福、鄭仕相、張秀蓮、李延海、柳秀英、羅秀英等三十余人，他們?yōu)辄h在甘肅的工作，做出了貢獻。

二、辦事處的主要工作

(一)廣泛深入地開展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箲?zhàn)初期，賀耀祖是甘肅省政府主席。要做好統(tǒng)戰(zhàn)工作，首先得從做好他的工作開始。由于他的阻撓，辦事處的工作一度進展緩慢。黨中央考慮到大革命時期曾派謝覺哉做過賀的工作，決定再次派謝老來蘭州爭取他。在日本不斷進攻，時局日趨緊張的情況下，經過謝、彭的艱苦工作，賀耀祖有了一定的轉變。1937年8月13日，賀耀祖公開召集省黨部特派員鄧寶珊、馬愚忱、田昆山、戴愧生等歡宴謝老和彭加倫同志。宴后，討論了辦事處提出的民運問題、軍隊整頓問題和甘、寧、青、新的團結問題。這次會議打開了在甘肅國民黨上層人士中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局面。此后，謝老對抗戰(zhàn)動員和政治改革等問題，又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在開展民運和發(fā)展抗日救亡運動方面，提出不懷疑民運，不限制民運，扶植和保障人民抗日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的完全自由，打擊那些反對自由的派別和觀點；在軍事、交通、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和經濟等問題上，建議采取大刀闊斧、壁壘一新的辦法，以應付猝至之外禍；在教育改革上，提出學校教育應以國難為中心，理論與行動一致，于實際運動中增進學生才識。同時，對政府工作方法和兩黨合作抗日等問題也提出了改革意見。盡管賀耀祖付諸施行的很少，但他都表示了尊重和接受。這樣，就為貫徹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開展救亡運動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使辦事處的工作得到了新的發(fā)展。

辦事處利用一切機會，宣傳黨的政策，團結所有擁護抗日的人。1937年12月，朱紹良接任甘肅省主席，進行人事改組，辦事處原來建立的統(tǒng)戰(zhàn)關系受到影響。雖然朱比賀耀祖反動得多，但是，辦事處對他還是采取了團結爭取的方針。謝老和伍修權與他進行了多次交談，希望他改革和刷新政治，但都未被采納。只是我黨團結抗日的主張深得人心，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節(jié)節(jié)勝利，開辟了大片根據地，才使他不得不面對現(xiàn)實，勉強維持團結友好的局面。

對甘肅省政府秘書長丁宜中、民政廳長施奎齡(周恩來同志南開大學時的同學)、國民黨駐甘肅外交特派員李鐵錚等都進行了爭取。省參議楊干丞比較接近我們，曾推薦進步青年去延安學習。他在謝老的安排下也去延安參觀過。1938年3月，國民黨省黨部孫靜功等人在農民銀行發(fā)起組織時事座談會，謝老和伍修權同志應邀參加，并利用這一講壇，宣傳黨的政策和主張，在各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軍隊中，團結爭取了新一軍軍長鄧寶珊，鄧部團長杜漢三思想進步，與辦事處關系密切，曾邀彭加倫向該團官兵講過話。在他的要求下，黨曾派雷明同志到該團做政治工作。

甘肅是一個多民族地區(qū)，做好民族團結工作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辦事處對馬風圖、馬公章等回族上層人士，以及青海的馬步芳、寧夏的馬鴻逵和額濟納旗的蒙族圖王都做了爭取工作。從而，推進了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

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中，辦事處堅持了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斗爭。斗爭的焦點集中在要不要人民參加抗日救亡這個問題上。辦事處堅決貫徹黨的全面抗戰(zhàn)路線，放手發(fā)動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甘肅省當局害怕人民起來抗日，對群眾救亡運動施行打擊和壓制?？箲?zhàn)初期，謝老針對他們阻撓和破壞抗日救亡的情況，在各報刊上發(fā)表了抨擊時弊的政論文章和雜文七十余篇，指出“口說全面抗戰(zhàn)，卻不肯開民主之門，這是天大的矛盾。”“今日之患，不在敵強我弱，而在若干亡國觀念尚泛濫于統(tǒng)治階層中?！苯涍^耐心啟發(fā)，據理說服，賀耀祖不再阻撓民眾運動。這樣，抗日救亡運動就蓬勃發(fā)展起來了。朱紹良任主席后，逐步推行反共政策，下令合并救亡團體，查禁沒收進步書刊。對此，辦事處及時予以揭露，謝老親自會見書報審查委員會負責人賈康，嚴詞質問，據理力爭。周恩來同志也電朱紹良詰問查禁《新華日報》事，迫使他不得不解禁《新華日報》和部分書刊。朱紹良往往懾于謝老和伍修權義正詞嚴的揭露，躲避不見。謝、伍就寫信質問，使他苦于應付，十分尷尬。

(二)放手發(fā)動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辦事處把發(fā)動群眾參加抗日救國作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中心。在辦事處和甘肅工委的領導下，各種抗日救亡組織、文藝宣傳團體和書刊報社如雨后春筍紛紛建立，人民的抗日愛國熱情匯成一股巨流，發(fā)展成為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運動。

為了領導抗日救亡，辦事處首先為人民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謝老在面見和給賀耀祖的信中，都力陳喚起民眾、發(fā)展民運的重要，并提出發(fā)展民運的具體辦法，使賀耀祖終于同意發(fā)展民運的意見，因此，“婦女慰勞會”、“西北青年救亡讀書會”、“中華民族解放先鋒從”、“甘肅青年抗戰(zhàn)團”、“省外留學生抗戰(zhàn)團”、“伊斯蘭學會”和“回民教育促進會”等抗日救亡組織，“聯(lián)合劇團”、“王氏兄妹劇團”、“西北抗戰(zhàn)劇團”、“血花劇團”等文藝宣傳團體和《西北青年》、《戰(zhàn)號》、《婦女旬刊》、《回聲》、《老百姓》、《熱血》、《甘院學生》、《抗敵》、《民眾通訊》、《現(xiàn)代評壇》和南京遷蘭的《苦干》等刊物，以及銷售進步書刊的“蘭州書報社”、“生活書店”、“同仁合作社”等發(fā)行單位相繼建立或出版?！靶掳猜眯袌F”、“平津學生演劇隊”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如茅盾、張仲實、顧頡剛、肖軍、塞克、吳渤等也紛紛來蘭演出或出版刊物，激發(fā)了廣大人民的抗日愛國熱情。

其次，貫徹黨的政策和主張，實現(xiàn)對抗日救亡運動的政治領導?？箲?zhàn)爆發(fā)后，許多要求進步的青年學生、教師、職員和下級軍官對共產黨、八路軍最感親切，表示崇敬，常到辦事處找謝老、彭加倫、伍修權等同志交談，聽取辦事處對時局的意見。辦事處是來者不拒，竭誠相待，向他們宣傳黨的政策，鼓勵他們參加救亡活動。在辦事處的影響下，羅偉、萬良才等人發(fā)起組織甘肅青年抗戰(zhàn)團。起初，該團領導成分復雜，沒有明確的奮斗目標，組織的發(fā)展限于小圈子內。針對這種情況，謝老就找他們談話，給書面指示，要求“青抗”“要處處不離抗戰(zhàn)”，組織“應盡量擴大”，“不要關門”。明確指出，“青抗”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群眾組織。后來，甘肅工委派共產黨員藺克義、羅揚實、樊大畏等擔任領導骨干，青抗的組織迅速發(fā)展，在全省各地建立分團七十二個，成員達三千多人，成為青年學生中最有影響、最廣泛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

戲劇宣傳也受到辦事處的重視。謝老贊揚王氏兄妹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大大刺動了觀眾的情緒，指出“應多組織劇團、歌詠隊”。謝老還親自幫助遠道來蘭的“新安旅行團”建立黨的組織；使他們在黨的直接領導下，成為一個堅強的戰(zhàn)斗集體。

為了傳播黨的主張，辦事處成立初期就把出版刊物列入計劃。甘肅工委出版的《西北青年》，謝老親自撰文、改稿，進行指導。對于《戰(zhàn)號》、《婦女旬刊》、《老百姓》、《熱血》等，謝老都給予支持，為其撰稿或組稿。彭加倫還請毛主席為《戰(zhàn)號》題寫刊頭，支持它的出版。對地下黨創(chuàng)辦的“蘭州書報社”，辦事處在經濟上加以支持，并指示它開辦租書部，擴大書刊的發(fā)行和閱讀范圍。

再次，與國民黨當局限制抗日的反動行為作斗爭。群眾救亡運動的發(fā)展，引起了國民黨的恐慌。青年抗戰(zhàn)團剛成立，偽教育廳長田炯錦就指令該團負責人要“嚴防不良分子加入破壞”，暗示要防止共產黨人和進步分子加入。謝老在《西北日報》發(fā)表《“不良分子”界說》的文章，尖銳地指出：什么是不良分子?就是“企圖限制抗日的言論自由”，“企圖縮小并限制民運”的人。對于《放下你的鞭子》這出抗日短劇的演出，偽教育廳長葛武棨竟質問主持人：“難道你們沒有考慮這戲的內容嗎?!”妄圖限制公演。1938年初，朱紹良下令“改組”官辦的抗敵后援會，企圖吞并各抗日群眾團體。到九月，救亡群眾團體全部取消，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動被扼殺了。與此同時，圖書審查委員會對新聞報導、圖書發(fā)行進行全面審查。四月初，公布查禁圖書八十余種，期刊近二十種。蘭州出版的進步刊物幾乎都被相繼勒令?？Ｉ顣?、蘭州書報社常有特務登門搗亂，所訂圖書也在郵政檢查中被扣留。來蘭作抗日宣傳的“平津學生演劇隊”，被說成是宣傳八路軍，強令解散。對于這種限制和破壞抗日的反共行為，謝老親自找朱紹良、賈康等人，用確鑿的事實進行質問，提出抗議，使其在事實面前，理屈詞窮，無法辯駁。

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的建立，是甘肅抗日救亡運動從冷冷清清走向蓬勃發(fā)展的轉折點。

(三)營救西路軍被俘和失散人員。西路軍在河西失敗后，幸存下來的同志，不斷遭到敵人的追捕和殺害。為了營救這些同志能回到革命隊伍中來，辦事處積極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把營救、收容工作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融為一體，利用上層統(tǒng)戰(zhàn)關系，設法營救被俘紅軍。西路軍被俘人員分別集中在西寧、張掖、武威和永登等地，其中干部多被關押在監(jiān)獄，戰(zhàn)士大都編入國民黨的補充團。編入補充團的被俘人員，一般都送交駐防蘭州的九十七師集中“感化”。初期，張文彬、彭加倫曾與賀耀祖和九十七師會談，但障礙重重，收容工作很難開展。謝老來蘭后，根據吳鴻賓的調查，將被俘紅軍分布情況寫信給賀耀祖，通過他向馬步芳索要。這樣，從青海要回了劉瑞龍、魏傳統(tǒng)等多名重要干部。辦事處還根據各方面提供的線索列出名單，從九十七師要回了何蘭階、陳鳳祥，王文生等人。1937年10月底，馬步芳把青海、武威、永登的一千五百多名被俘紅軍合編成一個新兵團，送往第一戰(zhàn)區(qū)補充衛(wèi)立煌部隊。路過蘭州時，彭加倫到新兵團講了話。謝老面見賀耀祖，要求移交被俘的西路軍，但遭其拒絕。謝老當即電告西安辦事處，新兵團一到西安，西安辦事處處長伍云甫就去駐地看望他們，并作了宣傳鼓動工作。在蘭州和西安辦事處的努力爭取下，終于把他們全部營救出來，回到了黨的懷抱，編入了八路軍。

第二，派高金城大夫到張掖以開醫(yī)院為掩護，收容失散在河西的紅軍。高金城是蘭州福隴醫(yī)院院長，我黨的忠誠朋友。他在吳波的推薦下，慷慨應允到河西做收容工作。1937年8月1日，謝老、彭加倫、朱良才在五泉山和他會面，研究了去河西營救西路軍的具體辦法。高接受委托后，于當月8日到達張掖。他以開設福音堂醫(yī)院為掩護，公開收容紅軍傷病員，并利用治病的機會，傳達黨中央和辦事處的關懷。醫(yī)院有二十張病床，經常住滿紅軍傷病員，先后治愈送回辦事處的紅軍有二百多人。他還派人下鄉(xiāng)散發(fā)“蘭州設有八路軍辦事處”的紙條，給失散紅軍指引回延安的道路。高金城營救西路軍的活動，引起軍閥韓起功的驚恐。1938年2月2日(正月初四)將高金城秘密逮捕殺害。高金城大夫用自己的生命為黨保存了一批寶貴財富，他的名字將永遠銘刻在人們的心中。

第三，在蘭州直接收容。西路軍在河西失敗后，不少紅軍輾轉來到蘭州，從事體力勞動。辦事處常派工作人員到街頭訪問、收容，對他們的歸來，辦事處都熱忱接待，為他們更換衣服，檢查身體，治療傷病，然后送回延安，在蘭州共收容約二百余人。

八路軍駐甘辦事處是一座引航的燈塔，它為失散紅軍指明了回到革命隊伍的航向。

(四)承擔通向蘇聯(lián)國際交通線上的人員接待和物資轉運工作。抗戰(zhàn)時期，甘肅是我國的國際交通要道。由于蘭州地理位置的重要，蘇聯(lián)在蘭州設立了外交代表處和軍事代表處。辦事處遵照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通過代表處和蘇聯(lián)保持著經常的聯(lián)系。因為伍修權熟諳俄語，便擔負了這項任務。當時黨的許多負責同志去蘇聯(lián)治病或回國工作，都是通過辦事處和蘇聯(lián)辦理的。

辦事處成立不久，就接待了去新疆的張之夫、杜重遠、周小舟和赴蘇的東北抗日將領、民主人士李杜將軍。蘇聯(lián)代表處成立后，辦事處和他們建立了經常聯(lián)系。1937年12月，蔡樹藩、鐘赤兵、賀子珍、劉英等去蘇；1938年1月，毛澤民等去新疆，辦事處為他們聯(lián)系搭乘蘇聯(lián)軍用飛機。伍修權任處長期間，和代表處的聯(lián)系更加頻繁，曾辦理了黨的重要領導干部周恩來、鄧穎超、任弼時、王稼祥、蔡暢、鄧發(fā)、陳郁、肖三、劉亞樓、李天佑、高自立、許光達、楊至誠、孔原、馮鉉、江澤民、王弼等同志以及王明、康生、林彪等人去蘇或回國手續(xù)。一九三九年九月，周恩來同志去蘇聯(lián)治療臂傷，1940年2月回國，途經蘭州時都住在辦事處，并作了形勢報告。辦事處還接待過越共胡志明主席和日共主席岡野進(野坂參三)。同時，還接待了在新疆工作和西路軍領導人如陳云、滕代遠、毛澤民、李先念、李卓然、曾傳六、李天煥等。辦事處常常住滿了過往人員。

為了保證過往人員的安全，辦事處采取了多種保護措施。通常是由蘇聯(lián)方面將這些同志經烏魯木齊用汽車送到蘭州，先隱蔽在蘇聯(lián)代表處，與辦事處聯(lián)系約好時間，由他們用汽車送到辦事處門口，靠汽車的遮擋，迅速進入辦事處。有的用汽車送到郊外馬路上，跟在預先在那里等候的伍修權同志后面，走到辦事處門口，閃身進去。辦事處給他們配發(fā)八路軍軍服和符號，起一個假名，再根據年齡和身份安個軍銜，使他們有個合法身份。乘車東去時，都派副官護送，或者隱蔽在蘇聯(lián)軍火汽車內，送到西安。在辦事處的保護下，除1940年底鄭德等五人中途被扣外，其他同志都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辦事處除接待來往人員，還擔負了蘇聯(lián)和新疆人民支援我黨我軍抗戰(zhàn)物資的轉運工作。經駐甘辦事處轉運的物資有武器、彈藥、醫(yī)藥、皮衣和書籍等。1937年冬到1938年夏，滕代遠同志攜帶高射機槍、子彈和西藥十二車，高自立攜帶皮衣、軍火十車，都經過蘭州運往邊區(qū)。辦事處副官況步才也多次押運軍火物資到長武轉交八路軍慶陽駐軍。辦事處還將新疆人民支援八路軍的三萬件皮衣運到長武，由三八五旅接收轉運前線。

駐甘辦事處是通往蘇聯(lián)國際交通線上的接待站和轉運站。它的存在，使我黨和蘇聯(lián)共產黨及第三國際建立起了直接聯(lián)系。

三、辦事處的撤銷

1939年1月，國民黨五中全會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秘密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危害抗戰(zhàn)，分裂國共合作，破壞團結抗日。甘肅是國民黨在西北的防共反共前哨。他們?yōu)榱思訌姺垂擦α浚粩鄰娀拭C的政權機構，對省政府的幾次人事改組，一次比一次反動。朱紹良時期，國共摩擦事件不斷增多，與辦事處的關系逐漸疏遠。谷正倫時期，與特務組織配合，進一步加強防共設施，公開詆毀“共產黨是奸黨敵軍”。辦事處對他除了一次普通拜會外，便沒有任何來往了。1941年皖南事變后，黨中央于元月20日發(fā)出撤銷各辦事處、保存重要干部的指示。要求留三數(shù)人與國民黨機關作事務上之接洽。根據這一指示，辦事處人員陸續(xù)調回延安。1943年11月8日，辦事處撤銷，全部人員離開蘭州。

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的建立，對甘肅的革命斗爭發(fā)生了深刻的影響。它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出色地開展了黨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組織和推動了甘肅的抗日救亡運動，營救了失散在甘、青一帶的西路軍干部和戰(zhàn)士，輸送了大批進步青年到延安學習或參加革命斗爭，協(xié)助甘肅工委擴大了黨的地下組織。同時，還承擔了黨的干部往返蘇聯(lián)和新疆的接待任務和物資的轉運工作，被譽為“革命的接待站，戰(zhàn)斗的指揮所”。辦事處在條件十分艱苦、斗爭十分復雜的情況下，發(fā)揚黨的實事求是，密切聯(lián)系群眾和艱苦樸素的優(yōu)良作風。宣傳黨的政策和主張，團結教育各階層群眾，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惡嘴臉，啟發(fā)和提高各族青年的階級覺悟，為甘肅各族人民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播下了革命火種，為抗日戰(zhàn)爭的最后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本版文圖均由中共蘭州市委黨史辦公室提供